• 作者:姚偉峰
  • 積分:17
  • 等級:學前班
  • 2016/11/28 17:50:55
  • 樓主(閱:88192/回:0)陜西藍田姚偉鋒質疑西安鐵路中院不開庭就下判

                                                判后答疑申請

      申  請  人 (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姚偉鋒,男,漢族,1973年4月2日出生,藍田縣小寨鎮灘芝村三組人,聯系電話152******68,公民身份號碼61012219730402****。

      被申請人 (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藍田縣人民政府,住所地藍田縣藍關鎮縣門街6號,聯系電話029-82721166;

      法定代表人  陳順利,系該縣縣長。

      被申請人 (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西安市藍田縣公安局,住所地西安市藍田縣藍關鎮孝泉路8號,聯系電話029-82721103;

      法定代表人  魏隨康,系該局局長。

      請求事項

      就申請人對(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的疑問進行解答。

      事實與理由

      就申請人不服第一被申請人行政復議決定、第二被申請人治安行政處罰一案,日前,貴院做出了(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

      (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認為,第二被申請人“行政處罰行為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故對申請人提出的“公安機關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予支持”;(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還認為,申請人提出(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第8頁第7-9行日期錯誤”的上訴理由,一審法院于2016年7月19日制作的(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裁定書“已對一審判決書第8頁第7行‘2016年7月13日’補正為‘2015年7月13日’”,“對于該頁第9行‘2015年7月10日’之表述確有錯誤,應為‘2015年12月15日’,本院予以糾正”,其“不屬于撤銷原判的法定理由,故對該理由不予支持”;(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還認為,申請人提出“沒有證據證明”申請人違法的上訴理由,“經查,經一審庭審示證、質證的報案材料、詢問筆錄等證據可以證明”申請人“實施了毆打他人的違法行為,故對該理由不予支持”;(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還認為,申請人提出被申請人“負責人拒不出庭”的上訴理由,經查,被申請人“一審時因不能出庭,已經委托了行政機關相應工作人員出庭,并不違反法律規定,故對該理由不予支持”;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了申請人的上訴。

      申請人現對(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提出如下質疑,請貴院在法定時間內予以解答。

      一、(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憑什么認定第二被申請人“行政處罰行為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

      申請人對(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此說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第二被申請人的“行政處罰行為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程序錯誤”?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第二被申請人“不太明顯的程序錯誤”究竟都有哪些!

      1、一審已經查明的事實是:本案發生在2015年7月10日,藍公(焦)行罰決字〔2015〕J00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做出卻是2015年12月15日,期間長達150多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九條明確規定:“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過三十日;案情重大、復雜的,經上一級公安機關批準,可以延長三十日。”

      可見,第二被申請人超期辦馬拉松案,程序嚴重違法。

      惟其開庭時,第二被申請人對此的辯解是申請人“逃跑”了,找不見人,所以拖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問題在于,其一,第二被申請人對申請人定義是“逃跑”,但又無法提供申請人“逃跑”的證據,所謂申請人不在村里、出外打工的證據,一是根本無法證明申請人“逃跑”,因為打工和“逃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二是申請人要求出庭作證的田公勝這個證人證言否認第二被申請人的證據后,第二被申請人提供證據所涉證人并沒有出庭作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三條“證明同一事實的數個證據,其證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認定:……(八)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優于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之規定,田公勝就此事實所做的證人證言優于第二被申請人提供的證據;三,第二被申請人向法庭提供的傳喚證和詢問筆錄也否認了所謂申請人“逃跑”的謊言:第二被申請人在2015年的11月27日、同年12月4日、同年同月的14日和同年同月的15日先后四次傳喚申請人,申請人沒有一次不是隨傳隨到,如果是外出打工或者“逃跑”,怎么會做到這一點呢?

      故此,第二被申請人所稱申請人“逃跑”已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假話,是為了掩飾自己辦案程序嚴重違法向人民法院撒的彌天大謊。

      這個也能叫“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嗎?

      2、第二被申請人處罰申請人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該法條全文是:“毆打他人的,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可見,第二被申請人對申請人“行政拘留十日并處罰款500元”,實施的是頂格處罰,表明其認為申請人的違法行為性質嚴重。

      但是,第二被申請人認定申請人實施毆打他人行為的證據均是李新葉的單方陳述,而申請人在第二被申請人詢問時一直否認實施了上述行為,第二被申請人再無其他證據證明申請人實施了毆打李新葉的行為;另外,第二被申請人向法庭陳述其為什么拖期辦案時,說他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規定對本案進行調解,調解時間不計入辦案時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全文是“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情節較輕的,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經公安機關調解,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不予處罰。經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后不履行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本法的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給予處罰,并告知當事人可以就民事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實踐中,哪有一方面認為申請人“情節較輕”、故而“可以調解處理”,一方面卻又按“情節較重”對申請人實施頂格處罰的?第二被申請人根本無法說清申請人“毆打”他人的情節到底是輕還是重?對這個問題,第二被申請人直到開庭結束也說不清楚。實際上,第二被申請人處罰申請人,沒有任何證據。

      這個也能叫“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嗎?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公安機關……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及時通知被處罰人的家屬。”

      庭審中,第二被申請人出示證據欲證明其按照該法條規定向申請人父親周安財當面送達了《被拘留人家屬通知書》,但因周安財“不會寫字”,所以沒有在該通知書上簽字。可是,周安財就此出庭作證時,十分肯定地說自己會寫字,且從來沒有見過第二被申請人送達通知說自己的兒子被拘留。庭審結束時,周安財在庭審筆錄上鄭重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然,申請人還注意到,該份通知書沒有見證人簽字。至此,此事塵埃落定——第二被申請人欲證明的該事實沒有任何證據,足證其根本就不存在。

      這個也能叫“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嗎?

      4、《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需要傳喚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接受調查的,經公安機關辦案部門負責人批準,使用傳喚證傳喚。對現場發現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但應當在詢問筆錄中注明。”

      一審查明,第二被申請人先后傳喚了申請人四次,其中一次是口頭傳喚,其余三次是用傳喚證傳喚。口頭傳喚是2015年11月27日,距2015年7月10日案發,已經過去了4個多月,并非“現場發現”的違法嫌疑人,且該次口頭傳喚沒有詢問筆錄。故,第二被申請人的該次口頭傳喚明顯違法。其余三次傳喚,第一被申請人認為其有瑕疵,因為均沒有記載傳喚時適用的法條,恰好說明因為本案事實不清,所以第二被申請人采用傳喚這個強制措施時,無法找出相對應的法條。

      這個也能叫“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嗎?

      5、《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二條規定:“對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人,在處罰前已經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應當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

      庭審還查明,第二被申請人對申請人的第一次傳喚,因為沒有詢問筆錄,所以申請人認為,傳喚時間長達6個多小時;第二次傳喚,申請人到達時間為2015年12月4日14時45分,離開時間為16時,時長1小時15分;第三次傳喚,申請人到達時間為2015年12月14日14時15分,沒有離開時間,參考當日對申請人的詢問筆錄,大致確定原告的離開時間為15時10分,時長55分鐘;第四次傳喚,明確記載為2015年12月15日14時10分,傳喚結束為當日的18時,時長3小時50分。第二被申請人先后四次傳喚申請人12個小時左右,一日24小時已過半,卻在給予申請人行政處罰時沒有折抵相應的“限制人身自由”時間,明顯不當。

      這個也能叫“并無明顯的程序錯誤”嗎?

      二、(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為什么不敢審查申請人提出第二被申請人涉嫌向人民法院提供偽證的問題?

      庭審中,第二被申請人提供的《接處警登記表》《受案登記表》和《公安行政處罰審批表》等證據,上邊記載的受案時間均為2015年11月5日。而我們已知,本案的案發時間是2015年7月10日,也就是說,第二被申請人在案發3個多月后才受理了本案,如前所述,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是30天,顯而易見,第二被申請人的辦案程序明顯違法。

      但第二被申請人為了掩飾自己程序違法,竟然還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另外一套《接處警登記表》,上邊記載的受案時間竟然變成了2015年7月10日。欲蓋彌彰的是,第二被申請人與此《接處警登記表》一并提供的《受案登記表》和《公安行政處罰審批表》,上邊記載的受案時間仍然為2015年11月5日。

      對上述證據的矛盾之處,第二被申請人始終不能自圓其說。

      申請人曾當場要求一審法院就第二被申請人涉嫌提供偽證的違法犯罪行為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審法院卻刻意包庇、回避此事,在(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里連提也不提,好像此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申請人將此問題作為上訴理由之一,上訴到貴院。(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也竟然對此不聞不問。那么,到底申請人的請求對不對?第二被申請人提供的不一樣的證據該怎么處理?問號沒有解決啊!

      貴院如此審案,是不是遺漏了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三、(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為什么對(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的多處筆誤不予追究?

      (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是在第二被申請人撒下彌天大謊后另辟解釋蹊徑、為其開脫責任的:“查明”第二被申請人2016年7月13日出具鑒定委托書,案外人李新葉2015年12月8日放棄鑒定并出具書面承諾,第二被申請人2015年7月10日做出處罰決定,“扣除鑒定期間,其辦理時間并未超過法定期限”。

      姑且不論一審法院赤膊上陣、用被訴行政行為做出機關沒有抗辯的事實與理由對抗申請人的事實與理由對不對,僅就(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所“查明”的第二被申請人的辦案時間就叫人眼花繚亂——疑似看到了一審法院的法官導演了一場穿越劇,而且該劇嚴重劇透!

      申請人就此提起上訴。一審法院在接到申請人的上訴狀后,當場(2016年7月19日)匆匆忙忙地出籠了一份(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裁定書,將“2016年7月13日”更正為“2015年7月13日”,另外一處錯誤并未更正。

      對另外一處錯誤,(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認為,“2015年7月10日”之表述確有錯誤,應為“2015年12月15日”,“本院予以糾正”。

      其實,一審法院已趕在2016年8月25日向申請人出具了與2016年7月19日(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裁定書案號完全一樣的法律文書,將“2015年7月10日”更正為“2015年12月15日”。

      那么,問題來了,將“2015年7月10日”更正為“2015年12月15日”,到底是一審法院更正的還是二審法院更正的?二審法院沒有開庭,怎么能知道需要更正這個日子?主審法官是神仙?

      何況,一審法院用完全相同的一個案號先后發了兩份內容不同的法律文書,符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對規范法律文書格式的要求?二審法院為什么不審查?

      四、(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為什么對不開庭就下判的做法不予論述、甚或連適用法條都不敢列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

      可見,二審法院必須“開庭審理”。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也規定了例外的情況,即“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

      但本案不存在這樣的例外。上訴人之所以提起上訴,是認為一審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這個理由,與一審完全不同。所以,本案不存在上訴人“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之情形。

      正因為如此,貴院才在(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里不敢列出本案沒開庭就下判的事實,也就更談不上對此做法展開論述和列舉適用法條了。

      申請人要問,貴院的主審法官為什么要這樣遮遮掩掩?目的是什么?

      五、(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是否認可(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關于第二被申請人“在辦理治安案件中”有“程序瑕疵”的說法?認可了,為什么不予支持?不認可,為什么不予糾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

      一審表明,本案除了大量程序違法的問題外,還存在受案時間不明、案件性質不明、案件事實不明、調解主體不明等四大不明。故,第二被申請人在申請人違法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給予申請人行政處罰是錯誤的。

      申請人始終認為藍公(焦)行罰決字〔2015〕J00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程序違法,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卻將申請人的上述意見全部抹殺、單說申請人只認為第二被申請人的行政行為存在“報案人將原告姓名寫錯、接處警登記表時間不一致等問題”,而這屬于“公安機關在辦理治安案件中的程序瑕疵或公安機關能夠合理說明的問題,并非不具有主體資格或重大且明顯違法情形”?!

      這一方面是閉著眼睛說瞎話,一方面是自己創制法律語言、將“程序違法”硬說成“程序瑕疵”。

      查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全文,只有“程序違法”的表述,沒有“程序瑕疵”的語言。一審法院違背立法本意,隨意創制法律語言,已嚴重違法。上訴人就此提起上訴后,二審法院為什么不予審查?難道“程序瑕疵”是貴院創制、叫一審法院說出的?

      六、(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是否認可(2016)陜7102行初80號行政判決書關于第一被申請人所稱第二被申請人“三份傳喚證”有“有瑕疵不規范之處”的說法?認可了,為什么不予論述支持?不認可,為什么不予糾正?

      第一被申請人不顧第二被申請人程序違法、事實不清的客觀存在,于2016年2月24日作出藍政復決字(2016)第2號《行政復議決定書》,繼續認定申請人有毆打他人的事實;認為第二被申請人委托當地村干部調解無果后進行受案處理的行政行為,符合執法辦案程序;認為第二被申請人的三份傳喚證雖有瑕疵不規范之處,但不足以構成對法定程序的違反;遂維持了第二被申請人的藍公(焦)行罰決字〔2015〕J00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對此,申請人也不服,向貴院提起上訴。同樣,貴院為什么不審查第一被申請人“瑕疵”“不規范”的說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里有沒有?難道這樣的話是空氣,在本案中就沒有出現過?

      七、(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為什么要回避申請人要求一審法院向第一被申請人上級主管機關的監察部門發司法建議函、要求依照黨紀國法嚴肅處理負責人不予出庭的問題?申請人的建議究竟對不對?是不是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為什么兩級法院都噤若寒蟬,不敢回答??

      本案是民告官案。根據十八大以來的規定,民告官,要見官。而第一被申請人的席上卻沒有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和副職負責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訴訟代理人。”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懲戒妨礙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拒不執行生效裁判和決定、藐視法庭權威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規定。”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應當“依法履行出庭應訴職責。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要帶頭履行行政應訴職責,積極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不得僅委托律師出庭。”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第一被申請人藐視法律,蔑視法庭,不把黨中央的三令五申放在眼里,在行政機關負責人拒不出庭的情況下,竟然靡費公孥聘請社會律師與申請人對簿公堂。

      申請人曾要求人民法院向第一被申請人上級主管機關的監察部門發司法建議函,建議第一被申請人上級主管機關的監察部門依照黨紀國法嚴肅處理。

      申請人的要求究竟對不對?是不是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提,申請人提起上訴后,(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竟然也回避申請人的該要求。

      (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究竟在怕什么?怕拔出蘿卜帶出泥嗎?

      盡管貴院在送達(2016)陜71行終120號行政判決書時,沒有“在受理通知書、應訴答辯通知書、執行通知書等文書上明確告知案件當事人對裁判有異議、疑問時,有權在宣判及收到相關裁判文書后、上訴、申請復議、申請再審期限屆滿前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提出答疑申請”之內容,申請人還是依據《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判后答疑工作的實施意見(試行)》,向貴院提出如上疑問,請求貴院依照省高院的上述意見,對申請人的疑問予以解答。

      申請人同時要求,貴院主管副院長、庭長和駐院紀檢監察室負責人一并參加判后答疑,看貴院在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的精神中,是否將“依法治國”落到了實處?是否真正做到了“三嚴三實”?是否真正開展了“兩學一做”?

      申請人的上述疑問,均有待貴院主審法官一一解答。

      此  致

                                                                                               申請人  姚偉峰

                                                                                              2016年11月28日

    下圖:
    西安鐵路運輸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下圖:西安鐵路運輸法院行政裁定書


    樓主貼


    目前不允許游客回復,請 登錄 注冊 發表言論。
     
    广东11选5开奖结果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