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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索賠:寄生在法律上的營生者
來源:筆花香泛書案月 作者:李云強

  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要求賠償損失,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損失。接到消費者賠償要求的生產經營者,應當實行首負責任制,先行賠付,不得推諉;屬于生產者責任的,經營者賠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于經營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后有權向經營者追償。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148條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中一層意思就是,饑餓思飲食,吃飽是人類最大最基本的需要和本能欲望。而這些年,國人對食品存在的種種不安全問題,也是詬病甚多。國家不管是從刑事懲罰,還是行政管理,或民事賠償上,為解決食品存在的各種問題,可謂三管齊下。賦予食品消費者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一方面是為了對消費者進行精神上安撫,一方面通過民事懲罰性賠償,實現對行政監管不力的補充。

  從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發布了第23號指導案例來看,是支持“知假買假”進行懲罰性賠償訴求的。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9)魯02民終263號民事判決書里認為,判斷消費者的標準,不是以購買主體的主觀狀態,而是以標的物的性質為標準;根據現有法律,無法給職業打假者下定義。從社會公共利益來看,認為打假是好事不是壞事。并認為,打假還有利于落實懲罰欺詐消費者行為的法律、保護食品安全的法律。

  法律對民事十倍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本意是通過社會力量,加強生產者的經營成本,實現食品安全與優勝劣汰,但是,這一良好規定,卻為社會中為一些人通過這條規定,實現寄生性謀利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從《食品安全法》第148條規定來看,要獲得賠償,有幾個條件,滿足了這幾個條件,懲罰性賠償請求權才可能獲得法律的支持,筆者予以簡析:

  1、必須是非生產性,非經營性消費者。

  對于“消費者”范圍,最高法院對《中國消費者報》采訪時,則持寬松解釋,謹慎限制的態度:“消費者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消費者是相對于生產者,銷售者而言的,凡是與生產者,經營者進行的交易,從他們手中購買商品,除非自身也是經營者外,應被看作生活消費,其身份應當被認定為消費者”。應該只限于生活消費,不包括生產性,經營性消費,至于消費者這個主體是否包括法人,非法人以及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法律法規目前并未統一規定,留待司法。

  2、必須造成實質性損害

  有損害才有賠償,這是民法填補原則的基本要求。食品也一樣,法律保護的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利益,并且這種利益具有法律予以保護的正當性。對食品安全法的理解。對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可區分為形式上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與實質上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對《食品安全法》的規范,可區分為管理上禁止性規范與侵權上禁止性規范,或者行政管理處罰性規范與民事裁判賠償性規范。《食品安全法》第148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構成要件為產品具有實際危害,即在實質上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因此“食品具有實質危害”是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條“懲罰性賠償”的前提條件。如果食品對一個消費者沒造成實質性損害,那么懲罰性賠償也就無法律依據。

  3、標簽瑕疵與質量系不同概念

  食品外包裝因標簽,說明書等外在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與不安全食品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只是形式上不符合安全食品標準,后者是實質上的食品本身存在質量問題,不安全。因此三無食品未必都是不安全食品,其存在的僅僅是《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但書所指的標簽瑕疵。按照本條規定,經營只是標簽瑕疵的食品,消費者難以獲得增加性或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支持。

  4、職業打假與職業索賠,都不是真正消費者,但應予以區分

  打假的目的可能為了獲利,任何人訴訟都是為了利益,誰也不是純粹為了體驗訴訟程序而到法院來走一遭的,民事訴訟如此,行政訴訟、刑事訴訟也是如此。利益分為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法院保護的是合法利益,否定的是非法利益。制假、售假獲取的是非法利益,從形式看,打假獲取的是合法利益。

  筆者認為,“職業打假”與職業索賠是兩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有的職業索賠并非“打假”而是“打標”。這里的“打標”,有兩層意思:一是“打標簽”,二是“打標準”。可見,所謂的“職業打假”,實為以“打標”為內容及特征的文字游戲。這是一種典型的理由法律規定,“寄生在法律條文”上謀取利益的一種營生,這種營生完全違背了消費者的定義和概念。法律并不保護僅僅依賴法律條文上的文字所表達的可臆想利益,這種利益屬于“寄生在法條上的利益”,并不是實際發生的因交易引起的利益,不具有需要用法律保護的正當性。如果,我們的法律是用來保護這種“寄生利益”,那么如此法律就變成了“制造糾紛的法律”。

  另外也要看到,一部分人“職業打假”與現實情況不符,容易誤導公眾。較為中性的說法,應當稱為“職業索賠”;因為,在“索賠”中,既存在有理索賠,又存在無理索賠。對“職業索賠案件”,應當嚴格適用法律,避免滑向先入為主的觀念式審判,走向形式主義。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條文就是通過一件一件的案件逐步得以落實的,沒有案件就沒有法律規定的落實與社會效果。因而,在事實認定上,需要辯析“打標”與“打假”的區別;在法律適用上,需要辯析違約責任與十倍賠償責任的區別。嚴格適用法律,區分各種關系,方可避免法律走向形式主義和滑向道德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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