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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法官:“部分篡改型”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來源:刑事實務 作者:

  行為人在與他人存在真實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手段篡改部分案件事實,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行為,即所謂“部分篡改型”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但“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中的手段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相關規定定性處理。行為人在實施“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過程中,其具體手段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如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偽造了某單位的印章或者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行為,對此可以依照刑法第280條、第307條等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妨害作證罪等犯罪定罪處罰。

  虛假訴訟罪具體適用中的兩個問題

  周 峰 李加璽(最高人民法院),載《人民法院報》2019.9.12

  2015年11月1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虛假訴訟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年9月26日公布了《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了虛假訴訟罪的行為特征和定罪量刑標準等方面問題,為司法實踐中準確適用本罪提供了依據,公布施行后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我們發現,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對虛假訴訟犯罪行為特征認識不清、對某些行為的法律性質認識不夠深入等情況,導致部分同類型案件的處理結果不一致,甚至與《解釋》的規定內容存在偏差。為確保正確適用本罪,有必要對下列兩個重點問題進行進一步明確。

  一、“部分篡改型”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關于虛假訴訟罪的行為方式,刑法理論上存在兩種觀點。“狹義說”認為,虛假訴訟罪僅限于行為人與他人之間不存在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為達到非法目的,憑空捏造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并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即所謂“無中生有型”行為;“廣義說”認為,除上述“無中生有型”行為外,行為人在與他人存在真實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手段篡改部分案件事實,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行為,即所謂“部分篡改型”行為,也可認定為虛假訴訟罪。

  《解釋》研究起草過程中,對于“無中生有型”行為應當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各方意見比較一致。但是,對于“部分篡改型”行為是否可以以本罪論處,各方爭議很大。有意見提出,“部分篡改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可能比“無中生有型”行為更大,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既無充足理由,也不利于嚴懲刑事犯罪。經過慎重研究、充分論證,廣泛聽取包括立法機關在內的多方面意見,《解釋》將虛假訴訟罪限定為“無中生有型”行為,未采納將“部分篡改型”行為納入本罪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第一,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是對刑法進行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的結果。對刑法的解釋應當以條文的文義為基礎,并注意與其他刑法條文間的相互協調,否則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的規定,虛假訴訟罪的行為方式是“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從文義上理解,“捏造”一般是指無中生有、憑空虛構,完全沒有依據、僅靠自己的主觀想像臆造事物,與“杜撰”“虛構”等屬于同義詞。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出發,虛假訴訟犯罪行為原則上應當限定為使民事法律關系從無到有的情形。另外,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關于誣告陷害罪的規定、第二百四十六條關于誹謗罪的規定等多個條文均使用了“捏造”一詞,理論和實踐中均認為,上述刑法條文中的“捏造”均是指無中生有、憑空虛構特定事實。根據體系解釋原則,除有特殊理由外,不同刑法條文中的同一詞語的含義應當盡量保持一致,因此,虛假訴訟罪中的“捏造”也應限定為無中生有、憑空虛構。對既有民事法律關系進行部分篡改的行為,不應認定為虛假訴訟罪。

  第二,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符合立法原意。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虛假訴訟罪的罪狀規定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捏造的事實為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騙取法院裁判文書的行為,即將虛假訴訟罪限定為捏造案由事實的行為。案由是訴權的載體,行為人捏造案由事實的目的,是意圖制造自己具有合法訴權的假象。因此,從立法原意來看,刑法增設虛假訴訟罪的目的,是依法懲治不具有合法訴權的行為人故意捏造案由事實,制造自己具有訴權的假象,意圖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從而達到個人非法目的的行為。換句話說,對于虛假訴訟中的“訴訟”一詞而言,行為人行使訴權、提交訴狀為“訴”,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為“訟”,而“訟”是“訴”的邏輯結果。所謂虛假訴訟,重點是其中“訴”的虛假性,刑法懲治的對象是行為人行使虛假訴權的行為,即原本不存在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而行為人予以虛構并提起民事訴訟的“無中生有型”行為。如果行為人與他人之間確實存在真實的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則其依法享有訴權,即使其篡改部分案件事實,亦不能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否則不符合立法原意。

  第三,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符合司法實際情況。從司法實踐中的實際情況看,現階段在民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通過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手段篡改部分案件事實的情況比較復雜,有的是因為缺乏法律常識,有的是因為對法律規定的內容理解不當,有的則是出于訴訟策略的考慮。對于“部分篡改型”行為,一般可以通過判決其敗訴、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給予司法處罰等方式,使行為人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如果對此類行為不加區別,一律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可能會侵害人民群眾的訴權,不當擴大刑事打擊面。

  第四,將“部分篡改型”行為認定為虛假訴訟罪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部分篡改型”行為的具體實施方式各不相同,行為人對案件事實的篡改程度亦存在差異,導致此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差別很大。如果將“部分篡改型”行為納入虛假訴訟罪,如何合理確定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司法實踐中恐難以操作。

  第五,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不會導致放縱犯罪。對于在實施“部分篡改型”行為過程中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或者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的,可以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證罪等罪名定罪處罰;對于通過“部分篡改型”行為非法占有公私財產的,可以以詐騙罪等侵財型罪名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正確理解虛假訴訟罪中“無中生有”的內涵

  在《解釋》將虛假訴訟罪限定為“無中生有型”行為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需要正確理解本罪中“無中生有”的內涵,充分運用刑事手段有效懲治各類虛假訴訟犯罪,既不能不當限縮規制對象,也不可盲目擴大打擊范圍。

  第一,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對于是否屬于“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應當堅持實質性判斷,不能進行形式化、機械化認定。根據《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規定,行為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結案時應當根據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相應變更案件的案由。因此,在雙方存在A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下,一方行為人因對法律理解不當或者出于訴訟策略的考慮,以B民事法律關系為案由提起民事訴訟的,應當適用《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相關規定處理,一般不能以該行為人“無中生有”捏造B民事法律關系為由,認定其構成虛假訴訟罪。

  第二,將普通債權捏造為優先權的,可以認定為“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優先權是民事法律基于特殊政策性考慮,賦予某些特定的債權一種特殊效力,以保障其較之普通債權可得以優先實現的權利。優先權散見于多個民商事法律之中,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建筑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企業破產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的破產企業職工工資優先受償權,等等。行為人在對他人僅享有普通債權的情況下,為達到優先受償的目的,采用偽造證據等手段將普通債權捏造成優先權的,由于其從根本上改變了該債權債務關系的性質,可以認定為“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六項將“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捏造債權或者對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優先權、擔保物權”的行為明確規定為虛假訴訟犯罪行為,已經表明了上述考慮。實踐中,應當比照《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精神,正確認定此類行為的性質。

  第三,捏造可分之訴中部分訴訟標的的,可以就該部分行為認定為“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民事訴訟中存在可分之訴與不可分之訴的區分。在不可分之訴中,當事人之間具有共同的訴訟標的,該訴訟標的對應的民事法律關系是唯一的,因此,應當對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進行整體判斷,確定是不是屬于“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在可分之訴中,當事人之間具有同一種類的多個訴訟標的,但并不具有共同的權利或者義務關系,人民法院既可以作為共同訴訟合并審理,也可以作為多個獨立的訴訟分別審理;即使合并審理,也需要分別作出確認各自民事權利義務的裁判。因此,在可分之訴中,應當對其中涉及的多個訴訟標的和訴訟標的所對應的多個民事法律關系分別進行判斷,行為人僅對其中部分訴訟標的進行捏造的,可以就該部分訴訟標的對應的民事法律關系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否則就是放縱了犯罪人,并可能導致部分行為人惡意通過共同訴訟的方式逃避刑事處罰。舉例來講,甲欠乙70萬元并出具了借條,后兩人惡意串通,由甲再向乙出具1張金額為30萬元的借條,將總借款金額增加至100萬元,由乙持兩個借條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騙取裁判文書,以達到使乙多分配甲被查封財產之目的。本案民事訴訟屬于可分之訴,其中每一個借條承載的債權債務關系均可以獨立區分開來分別進行法律評價,甲、乙惡意串通,捏造原本不存在的30萬元債權的行為,屬于“無中生有”捏造民事法律關系,對于捏造的這部分債權債務關系,可以以虛假訴訟罪定罪處罰。

  《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重點難點解讀

  作者:缐杰、吳嶠濱(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18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布《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解釋》的內容涉及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多個部門法,涉及的相關法律適用問題也比較復雜。為便于深入理解和掌握《解釋》的主要內容,現就《解釋》的重點難點問題解讀如下:

  關于虛假訴訟罪的行為方式及其認定問題

  準確理解和把握刑法第307條之一虛假訴訟罪中“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罪狀表述,是《解釋》的重點問題之一。根據《解釋》第1條的規定,實踐中需要注意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是虛假訴訟罪限于“無中生有型”虛假訴訟行為。《解釋》明確,刑法規定的“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是指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虛構民事糾紛,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其中,“捏造”是指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和虛構;“事實”是指行為人據以提起民事訴訟、人民法院據以立案受理、構成民事案由的事實。“捏造事實”行為的本質是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虛構民事糾紛,兩者應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對于“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即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客觀存在,行為人只是對具體的訴訟標的額、履行方式等部分事實作夸大或者隱瞞的行為,不屬于刑法規定的虛假訴訟罪的范疇。

  二是“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包括特定“隱瞞真相”的行為。《解釋》明確,隱瞞債務已經全部清償的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人履行債務的,以“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論。主要考慮是:第一,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隱瞞債務已獲全部清償、仍然起訴要求原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情況,屬于消極的捏造事實行為,其社會危害性與積極的捏造事實行為并無實質不同,有必要通過刑罰手段予以懲治。第二,從刑法規定看,虛假訴訟罪與詐騙罪存在競合關系,而詐騙罪包括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兩種行為方式,因此在虛假訴訟罪中將特定“隱瞞真相”的行為,以“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論是合理的。

  三是虛假訴訟罪包括“單方欺詐”和“雙方串通”兩種類型。前者是指一方當事人提起虛假訴訟,侵害另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實質的利益對抗關系。后者是指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進行虛假訴訟,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權益,損害國家、公共利益,或者逃避履行法定義務,規避相關管理義務,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實質對抗關系。《解釋》明確,虛假訴訟包括單方或者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權、繼承等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113條規制的是“雙方串通”虛假訴訟行為,而刑法規制的是“單方欺詐”和“雙方串通”兩種虛假訴訟行為,范圍上廣于民事訴訟法的規制范圍。

  四是虛假訴訟罪適用于民事執行程序。《解釋》明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基于捏造的事實作出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或者在民事執行過程中以捏造的事實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申請參與執行財產分配的,屬于“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主要考慮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民事訴訟程序包括審判程序和執行程序。在民事執行程序中,人民法院需要對當事人申請執行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以及提出的執行異議、參與執行財產分配申請等進行審查,不應將執行程序排除在民事訴訟之外,且將此類行為明確為虛假訴訟行為,有利于規范民事執行程序,也有助于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執行難問題。

  關于虛假訴訟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根據刑法規定,虛假訴訟罪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作為入罪標準,以“情節嚴重”作為法定刑升檔標準。《解釋》第2條、第3條在明確上述定罪量刑標準時主要把握了三個方面的原則:

  一是注意懲治犯罪與保護訴權并重。有觀點認為虛假訴訟罪屬于行為犯,行為人只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虛假訴訟并被受理立案,就破壞了司法秩序,也就構成了犯罪。我們認為,2015年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實行立案登記制以來,簡化了立案流程,便利了群眾訴訟,如果一概不加區分地以人民法院受理立案作為入罪標準,則可能不當擴大刑事打擊面,給人民群眾提起民事訴訟造成思想顧慮,不利于依法保護訴權。因此,《解釋》把握人民法院立案后采取保全措施、開庭審理或者作出裁判文書等重要程序節點作為入罪標準。

  二是注意刑事處罰與司法處罰合理銜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2條的規定,對于虛假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解釋》在明確入罪標準時避免以行為入罪架空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司法處罰留有空間,形成刑事處罰與司法處罰合理銜接的層次關系。

  三是注意“妨害司法秩序”與“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內在統一。在虛假訴訟罪中,“妨害司法秩序”與“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兩種構罪要件既表現為并列關系,也是內在統一的,兩者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交叉重合關系,很難完全割裂或截然分開。因此,《解釋》在入罪標準中對上述兩種構罪要件一并作出規定,同時注意體現入罪標準和法定刑升檔標準之間的對應層次關系。

  基于上述原則,《解釋》第2條規定了六項入罪標準,包括致使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或者開庭審理、干擾正常司法活動;或者作出裁判文書、制作財產分配方案、立案執行仲裁裁決和公證債權文書;行為人具有虛假訴訟違法犯罪前科;或者多次實施虛假訴訟行為等情形。《解釋》第3條規定了七項法定刑升檔標準,包括妨害司法秩序情節嚴重和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情節嚴重的七種情形。

  關于虛假訴訟罪與其他犯罪競合的處理原則

  根據刑法第307條之一第3款的規定,《解釋》第四條明確了實施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虛假訴訟犯罪又構成其他犯罪的處理原則,即實施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虛假訴訟犯罪,又構成詐騙罪,職務侵占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307條之一第3款規定的處理原則,主要針對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虛假訴訟犯罪與侵財類犯罪成立想象競合犯的情況,不宜擴大到與其他手段行為犯罪成立牽連犯的情況。

  根據刑法第307條之一第4款的規定,《解釋》第5條明確了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虛假訴訟犯罪的處理原則,即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與他人共同實施虛假訴訟行為的,從重處罰;同時構成濫用職權罪,民事枉法裁判罪,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解釋》第6條明確了訴訟參與人實施虛假訴訟共同犯罪的處理原則,即訴訟參與人與他人通謀,共同實施虛假訴訟行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同時構成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的定性處理問題

  對“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如何定性處理,是《解釋》的難點問題之一。經反復研究,《解釋》第7條明確,采取偽造證據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實,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80條、第307條等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主要包括四方面問題:

  一是如前文所述,“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不屬于刑法規定的虛假訴訟罪的范疇,不應以虛假訴訟罪定罪處罰。

  二是對“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一般不宜以詐騙罪、職務侵占罪等侵財類犯罪定性處理。主要考慮:一是民事訴訟中一般采取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以及“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責任分配方式,原告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實施虛構訴訟標的額、篡改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行為的具體情況比較復雜,有的是對法律規定內容理解不當,有的是出于訴訟策略的考慮,不能一概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二是誠實信用原則是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要求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遵守訴訟秩序,自覺履行生效法律裁判。但實踐中,在民事訴訟過程中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原因也比較復雜,對“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一般可以通過承擔敗訴后果、給予司法處罰使其受到制裁。因此,從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堅持刑法謙抑性、合理控制刑事打擊面等多角度考慮,對“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一般不宜以侵財類犯罪定性處理。

  三是“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中的手段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相關規定定性處理。行為人在實施“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過程中,其具體手段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如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偽造了某單位的印章或者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行為,對此可以依照刑法第280條、第307條等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妨害作證罪等犯罪定罪處罰。

  四是2002年最高檢研究室《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2002〕高檢研發第 18號,下稱《2002年最高檢答復》)的效力問題。《2002年最高檢答復》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80條第2款的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07條第1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此后,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法研〔2006〕73號)中明確,審理此類案件時可參酌適用《2002年最高檢答復》的規定。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上述兩個文件存在分歧意見,實務中也有不同處理做法。經研究我們認為,刑法修正案(九)增設虛假訴訟罪后,《2002年最高檢答復》的效力僅及于虛假訴訟罪以外的情形,主要是“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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