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航分類
聯系我們
律師之窗當前位置:首頁 > 文藝天地 > 律師之窗

李云律師為被告人王某第二季被指控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向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法院提交的辯護詞(摘要)
來源:陜西法幫網 作者:李云律師

  前 言

  2018年8月8日,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公訴武某、尋某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本次開庭距上次2017年12月20-22日開庭,間隔7個多月。本次開庭,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指控依據是變更起訴決定書。

  上述情況可參閱下列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二條第一、三款:“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二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準,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期限。”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五條第一款:“法庭審判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訴人可以建議法庭延期審理:(一)發現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遺漏罪行、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補充偵查或者補充提供證據的……”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六條:“法庭宣布延期審理后,人民檢察院應當在補充偵查的期限內提請人民法院恢復法庭審理或者撤回起訴。公訴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建議延期審理的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一個月。”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七條:“在審判過程中,對于需要補充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或者補充偵查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自行收集證據和進行偵查,必要時可以要求偵查機關提供協助;也可以書面要求偵查機關補充提供證據。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適用本規則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的規定。補充偵查不得超過一個月。”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八條:“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發現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事實不符的,或者事實、證據沒有變化,但罪名、適用法律與起訴書不一致的,可以變更起訴;發現遺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可以追加、補充起訴。”

  陜西法智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云向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法院提交的辯護詞如下(摘要)。

  辯護人認為經過第二次庭審,更加印證王某沒有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第五行寫道:“本院以藍檢刑訴(2017)100號起訴書向法院提起公訴,在開庭審理過程中,發現案件事實與起訴書指控的事實不符。現根據查明的事實對原起訴書作出變更。”

  上述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說明了如下事實。

  1、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自認原起訴書〔藍檢刑訴(2017)100號起訴書〕指控事實與案件事實不符。那就是說,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與本辯護人在2017年12月庭審后已達成一致:認為原證據不能認定包括王某在內的被告人犯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2、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中寫道,根據查明事實對原起訴書作出變更。那么,本案第二次開庭,人民法院就應重點審查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有沒有變更起訴書的權力及所謂查明的事實從程序到實體是否合法。

  因本辯護人認為,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與本辯護人在2017年12月庭審后已達成一致:認為原證據不能認定包括王某在內的被告人犯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故對此在本辯護詞中不再展開闡述。

  下面,主要針對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有沒有變更起訴書的權力及其所謂查明的事實從程序到實體是否合法,發表辯護意見。

  一、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此次對藍檢刑訴(2017)100號起訴書作出變更的決定違法。

  1、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2017年12月20-22日的庭審中已將藍檢刑訴(2017)100號起訴書內容當庭進行了變更。

  如: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其出示了①養生公司安排韓某在網站中輸入了200多人(其中給王某名下輸入100多人)②又在2015年6月27日、2015年6月29日及2015年7月2日給王某名下賬戶“空空”輸入1500萬電子幣③養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給王某1000多人名單,要其輸入網站④養生公司直接在“空空”賬戶中扣減50萬電子幣等證據后,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出庭支持公訴的公訴人當庭對起訴書中指控王某的“銷售金額”扣減了1500萬,“非法獲利”也進行了大幅度地扣減。

  主審法官和辯護人專門詢問公訴人,是否以當庭變更后的數字為準?公訴人當庭表示,以變更后的數字為準。

  而2018年8月8日第二次開庭用的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是針對第一次庭審即2017年12月20日前就制作好的起訴書的變更,而2017年12月22日第一次庭審的最后階段,公訴人當庭變更的起訴,并沒有被變更。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對公安、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力作了明確規定,且在第二款專門指明,公、檢、法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而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中承認,其并未按刑事訴訟法和法律變更起訴,而是依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八條之規定。此規則未經過任何一級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通過,所以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律范疇,而且刑罰問題涉及的都是公民人身自由這個基本權利,涉及可能剝奪人身自由權利的只能適用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能自行擴大解釋。

  3、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本次庭審中提交的證據,均是非法證據,應全部予以排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查封、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在法庭審判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響審判進行的,可以延期審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二)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三)由于申請回避而不能進行審判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延期審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在一個月以內補充偵查完畢。

  從上述法條可見,人民法院對證據有疑問的,可對證據調查核實。人民檢察院認為需要補充偵查的,應提出建議并由人民檢察院在一個月內補充偵查完畢。而陜西省藍田縣人民檢察院在本次庭審中提交的全部證據都是第一次庭審后,由公安機關收集的。在審理案件的程序中,公安機關無權補充偵查,因此,公安機關在法院審理案件期間收集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全都應當排除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二、即使使用這些非法證據,公訴人的指控事實與案件事實也完全不符。

  1、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指控:王某發展傳銷層級為24,會員249人,非法獲利945063.45元。

  這與藍檢刑訴(2017)100號起訴書指控的層級24沒有變化,會員人數少了443人,非法獲利少了44元。

  由此,可以看出明顯的問題。

  (1)眾所周知,傳銷就是上線拉下線當會員,會員是組成層級的基礎。本案公訴人給王某認定的會員數已經少了三分之二,層級卻一點兒沒變!說明公訴人已決定,即使沒有會員、缺乏傳銷基礎也要給王某認定層級,即使違背事實也要給層級強行畫個空中樓閣。

  (2)此外,本案網絡圖的層級不是實際層級,而是網絡圖設計者自行按一個人名下兩個人為一層的設計層級。

  本案網絡設計者陳某回答本辯護人詢問時稱:任何一個會員下一層只能是兩個會員,這個層級是人為設計出來的而不是實際發生的。

  陳某繼續回答本辯護人的詢問時說:比如一個會員發展了10個會員,實際的層級應是一層,但是因網絡設計是一個會員下一層只能是兩個會員,從而被排成三個層級。而且,相互之間沒有發展和被發展關系的人,會讓被動設計為上下線關系。

  (3)變更決定書中給王某會員人數少了443人,這還是不真實的應減少的人數。

  ①公訴人出示的韓某證據證明,韓某受養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的指使,將沒有購買大禮包成為會員的王某等200多人,設計在網絡圖中,甚至給王某名下提前設計了100多人。這100多人為什么不減去?!

  ②宋某提供的1021人名單不是原始的全面的名單,實際人數比1021還要多五六百人。而養生公司真正到社會上發展會員則是2015年8月之后的事。此事實已在第一次庭審中核實。但列在王某名下的這些人(包括沒減少的249人)都是在2015年8月之前被設計到王某名下的,足證其是虛列。

  (4)養生公司的大禮包只有24000元、12000元、6000元和3000元四種。公訴人指控,已查明王某名下至少有550多人,但非法獲利卻比第一次開庭審理只少了44元?那些沒查明的100多人,卻讓王某獲利945063元?這賬是如何算出來的?辯護人要求公訴人做出解釋。公訴人卻只說數額不能變,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2、公訴人在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中認定的“銷售金額”、“非法獲利”錢數并非依據司法鑒定機構根據養生公司賬簿資料做出的財務鑒定,而是根據計算機鑒定推算出的,明顯違法。

  眾所周知,銷售金額和獲利都應當是公司的財務數據,公司經營期間的財務數據與銀行或現金流水、票據及財務人員的記賬憑證等等賬簿資料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

  本案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已將養生公司的賬簿資料作為證據提交公訴機關,且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專門對養生公司涉案期間的財務進行了財務審計司法鑒定,鑒定結論是養生公司涉案期間各種收入1個億。

  公訴人在第二次庭審中提交了涉案期間與養生公司合作經營的五家公司的所有財務票據和記賬憑證,以證明養生公司與這五家公司在涉案期間的銷售金額及獲利情況。這說明,公訴人也知道并認可只有財務票據和賬簿資料才是說明一家公司或公司間合作銷售及獲利的證據。

  但是,藍檢刑變訴(2018)3號變更起訴決定書中卻引用了有計算機鑒定資格卻沒有財務審計資格的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結論。

  庭審查明,上述鑒定的程序不符合規定:沒有公、檢、法任何單位加蓋公章的委托。而且,檢材沒有以合法方式固定,卻通過遠程網絡操作,就打開了一個不知是否安全的正在運行的網址及服務器的后臺,如此,怎么能證明檢材沒有受到污染?更何況,鑒定人和單位沒有提供其有遠程網絡鑒定的資質證明。在辯護人的追問下,鑒定人員當庭表示,提取的數據并非是養生公司開始銷售大禮包到公安機關認定銷售大禮包涉嫌傳銷案期間的數據——如此鑒定,堪稱南轅北轍。

  3、公訴人提供的上述鑒定報告顯示,王某名下的“銷售提成”是0。但公訴人說銷售提成為0,有多種可能性:包括被提走現金、包括被轉為電子幣、也包括沒有銷售。但公訴人沒有證據證明哪個結論是唯一的?這與刑事訴訟法及刑法要求的證據鏈應當閉合完整指向唯一結果而相悖。實際上,公訴人是在作有罪推定。

  4、出庭接受質詢的鑒定人員,對辯護人詢問其通過網絡對遠程計算機提取的各數字都對應著什么的問題,無法回答;網絡設計者陳某詢問鑒定人員,將名字去重復的依據,其說這都是公安機關的授意。

  此外,鑒定人員當庭表示:這數字標注單位是金額,就是金額;標注單位是人數,就是人數;如果標注單位是幾頭牛,就是幾頭牛。所謂金額、人數等是不是實際情況,他們不負責。

  可見,鑒定人員都解釋不清的,公訴人不能強行推算出金額、人數、利潤,因為沒有任何依據。

  5、本案是實體銷售,會員均有現金交納或銀行轉賬手續,網站設計與事實差距很大。這就是為什么賬簿資料顯示養生公司收入1個億,而網站顯示收入是4.3億的緣故。因為,網站數字通過以上所述的設計已是虛擬不實的(譬如,韓某根據公司安排輸入的200多人和宋某安排王某輸入的1500多人,以及要輸入這些人公司須先安排韓某給王某名下放1500萬電子幣,這些錢都沒有現金交納和銀行轉賬手續,數字卻出現在網站)。

  辯護人詢問公訴人,明知1500萬電子幣的來源,是養生公司為將1000多人設計到網站中而須先放入1500萬電子幣,是否應將此數字從王某的“銷售金額”和“非法獲利”中扣減?公訴人堅持認為不能扣減,卻沒有給出任何理由。

  辯護人要問,如果公訴人非要認定網站上的4.3億就是養生公司的實際銷售收入,卻又沒有用證據回答辯護人的詢問,那么,網站上的4.3億和賬簿資料中的1億,它們之間相差的3.4億到哪里去了?!

  6、公訴人提交的與養生公司合作的五個商戶的賬本和財務票據等證據,不但不能證明養生公司有欺詐行為,相反卻證明養生公司的大禮包是真實的且有實用性。如果說,養生公司銷售大禮包是詐騙甚至是犯罪,就應當停止大禮包的使用以及時制止犯罪,為什么案發兩年多了,大禮包仍可正常消費?!可見,養生公司銷售大禮包是正常的經營活動。

  此外,大禮包銷售價格是養生公司向包括發改委在內的三個政府部門書面匯報并經這些部門批準的,從程序到實體均無問題!

  而開庭至今,公訴人從沒有指出大禮包定價及養生公司與合作商戶間的定價違反了什么法律?!

  三、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與王某一樣沒有購買大禮包但被養生公司安排到網絡圖中的人有近1800人,為什么只追究王某的刑事責任?!

  1、韓某認可其將王某等200多人輸入網絡圖中,此外宋某又安排他將1500多人輸入到網絡圖中。

  2、從兩次庭審可知:

  (1)韓某輸入的200多人(其中100多人被設計在王某名下),公安人員和公訴人均沒有核實都是誰,他們的具體身份等信息都是什么;

  (2)宋某在2018年提供的2015年名單,那1021人不全面,也不是原始證據(宋某在三年前多次用口頭、手寫、打印等多種方式讓輸入網絡的人名,三年后不可能一次性準確提供,至少已發現宋某的兒媳沈某等眾多人員被遺漏)。

  庭審中,已確認被設計進網絡圖的人將近1300名,這么多人和王某一樣被設計,自然應和王某有相同的權利義務,并承擔同樣的法律責任。我們不能只認定王某涉嫌犯罪將其羈押20個月,而其他人的生活、工作均無任何影響,如此作為,公平正義在哪里?

  綜上,辯護人認為被告王某并未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敬請人民法院采納本辯護意見。


广东11选5开奖结果公告